文／李昭陽

台灣對外國人的認知，從50年代的駐台美軍到90年代後因外籍新娘與勞工引進而有所變化。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北美、歐洲、日韓來台人士增加，雖然台灣普遍對外籍人士的認識，比起往日對外國人之刻板印象只停在「講英文的美國人」已有所進展。但在台灣有一群人，他們無固定膚色，母語多為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他們來到台灣，經常是被誤解或不被提起的族群，這些人來自拉丁美洲。而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數字，96年來台的拉美人士約有一萬四千人，相對於同年約三百七十萬來台的外籍人士，這些人的身份是被忽略的。

因為拉美複雜的殖民歷史，成就多元的膚色與外貌，在台灣他們被當成自家人（台灣原住民）、東南亞外勞、北美人士、歐洲人士，除了政府官員出訪時，我們在政治新聞才偶爾會瞥見他們國家的名稱，關於他們故鄉的事，大概只能從華特‧沙利斯(Walter Salles)描述切‧格瓦拉革命前的公路電影《摩托車日記》、巴西貧民窟小男孩尋找父親的影片《中央車站》、王家衛跨界到南美阿根廷的同志電影《春光乍洩》，以及賈西亞‧馬奎茲(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魔幻寫實小說《百年孤寂》去想像。對於拉美歷史與現況，有所概念的人幾乎是微乎其微。

目前台灣與拉丁美洲有邦交國家共有12個，分別為瓜地馬拉、巴拉圭、聖文森、貝里斯、薩爾瓦多、海地、尼加拉瓜、多明尼加、宏都拉斯、巴拿馬、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露西亞，佔我邦交國過半的數字。台灣與拉丁美洲除政治因素產生的經濟互動，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台灣與拉丁美洲產生的跨界流動，更時時在改變。以昔日紡織業而言，台商到中南美設廠，到後來不堪與大陸競爭而紛紛撤廠，今年受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與高雄電影節邀約，由賀照緹導演拍攝的《薩爾瓦多日記》，即紀錄這個主題。今日在談論拉美的跨界經驗，往往談到的是驚心動魄的偷渡經驗，如古巴人乘自製橡皮艇到美國佛羅里達州；墨西哥人跨界到美國南部邊界，在沙漠中迷路餓死；或是拉美人由人蛇引導集體搭船，漂流到西班牙小島…諸如此類的跨界報導雖然寫實，但無形中已將拉美人士貼上一個「偷渡」標籤。台灣位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中間的尷尬角色，拉美人士繞過半個地球來台的跨界經驗，相對於到第一世界的經驗不盡相同。

拉美人，和他們的老祖宗們

首先，到底「拉丁美洲」指的是哪些國家？嚴格說來，在美洲地區只要是受拉丁語系影響的國家都算在內，所以除了中南美洲講西語的國家，還包括說葡語的巴西，甚至包含講法語的加拿大魁北克、美國路易斯安娜、加勒比海的海地...等等國家。至於因「洗錢風暴」而聲名大噪的加勒比海島國阿魯巴(Aruba)，主要以荷語和巴比亞曼多語為主，常不被列入拉丁美洲國家的行列。不過，在學術研究裡，通常把美國以南的國家，甚至講英文的國家，如牙買加、貝里斯、蓋亞那都列入拉丁美洲，本文所指的拉丁美洲亦在這個範圍內。

再則，拉丁美洲人來自何方？拉美人的老祖宗根據各方資料顯示來自亞洲，超過一萬年前，亞洲人自東北部蒙古一帶跨過白令陸橋(Bering Land Bridge)經阿拉斯加進入美洲大陸，在各地形成聚落，成為最早的美洲大陸原住民。在近兩千年陸續形成的拉美古文明有馬雅、阿茲特克、托爾特克、印加...等等，直至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摧毀原住民古國的制度與生活，同時歐洲殖民主義的入侵，與自非洲運來黑色人種進行販賣，讓美洲大陸的人種更複雜了。

以人種的部份來看，目前拉美一帶，以秘魯、玻利維亞國境內佔大比例的原住民，即印地安人；非洲裔人口則分布在巴西、多明尼加、古巴、海地等國家；亞洲裔人口在巴西與秘魯都有相當比例人口分別來自日本與中國（其中日本部份與日本官方移民政策有關）；而高加索白人，先來的有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後到的則有德國人、義大利人、甚至猶太人，目前阿根廷境內的白人佔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這也是為何許多阿根廷人以歐洲人自居的原因；因殖民混血的背景，歐洲高加索白人與拉美原住民混血成的後代稱為「梅思提索人」(Mestizos)，佔拉美近百分之三十比例，而歐洲高加索白人與非洲裔黑人的混血後代為「木拉托人」(Mulattoes)，佔拉美人口近百分之二十比例，另外還有少數「贊波人」(Zambos)，為非洲裔黑人與拉美原住民的混血後代。

拉美人，與他們的台灣經驗

Che Guevara，永遠的39歲，阿根廷人，商品代言人

當過醫生、游擊隊首領，大家稱他革命英雄，現身台灣幾年已經不可考了，目前為最佳商品代言人。代言的商品琳瑯滿目，包括T-Shirt、頭巾、胸章、杯子、鑰匙圈，出沒地點在各大商店街、網路拍賣場、私人衣櫃等等。關於在台經驗，許多人認識他，但也有不少人明明把他穿在身上，卻不知「身上人」來自何方，名為什麼。雖然1967年在老美的陰謀下，於玻利維亞撒手人寰，得年39歲，但他在1960年3月由Alberto Korda拍攝的肖像，使他成為各大商品代言人，也讓他31歲的英姿得以留存。

格瓦拉與台灣的共通記憶，是那些在休假期間，到甘蔗園裡砍收甘蔗，揮汗如雨的日子。1960到訪過中國，由毛主席親自接待，相對於台灣，格瓦拉跟中國比較熟；對於破報，有種說不出的親切感。

Jose， 35歲， 秘魯人， Salsa舞蹈老師

來自秘魯海拔三千多公尺的古印加首都庫斯科(Cuzco)，已來台五年多，血統上是秘魯原住民與西班牙後裔混血的梅思提索人，在台灣很多人搞不清楚他來自何方。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留著一頭長髮，戴著一頂紅色棒球帽，渾身是舞蹈勁。Jose因與來自台灣的Ming在秘魯相識結婚而後來台。來台之前，Jose對台灣的印象只存在made in Taiwan的電子用品，對於台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差異，並無太大認知，唯一能想到的亞洲名人大概只有李小龍。

當初來台的過程，可以說是篳路襤褸，因為911後過境美國飛往台灣需要美簽，而秘魯籍的他，美國駐秘魯簽證處完全不看內容就拒發簽證，之後甚至得買荷航從秘魯經荷蘭到台灣的來回機票才准他上飛機。面對種種不平等待遇與來台初期的不適應，Jose現在已經跨過那個時期。在工作上，Jose曾在社區大學教舞蹈，也曾為體驗為各種不同工作到在新店石刻廠做過六個月磨石工。對於工作，Jose一直秉持南美拉丁人樂天派的想法，但也曾在種種壓力下，因受市儈的台灣人對他工作的不穩定性冷嘲熱諷而陷入消沉狀態。雖沒有受過正規美術教育的Jose，平時喜歡畫油畫、下廚。談到飲食，Jose對秘魯的食物總是讚不絕口，至於台灣美食，他則最愛台灣的「牛肉麵」。

與台灣人相處的過程，Jose感到台灣人很大方，樂於助人並不吝惜贈送小禮物。但唯一較不能理解的是，坐捷運時常有人把他從頭到腳來回打量一遍，在雙方四目相交時，對方又假裝什麼也沒看到把頭別過去。讓原本想跟對方打聲招呼的他，十分錯愕。此外，Jose也表示最喜歡台灣宜蘭的海灘，不過對於海邊的垃圾感到相當不解，為什麼大家會有把垃圾往海裡丟的勇氣呢？

Reyna，24歲，宏都拉斯人，研究生

與先生Carlos來台已兩年多的Reyna，兩個多月前生了個寶貝女兒叫Camila，Reyna興奮地告訴我將來女兒就會說中文和西語了！「會說中文」這件事在她眼裡是件很酷的事。Reyna目前在台唸資訊系統研究所，先生Carlos則在中研院深造。她平時除了要忙於課業，同時得照顧小孩，晚上都得忙到很晚才能就寢，不過對於這樣的生活她甘之如飴。

Reyna表示來台的經驗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儘管文化、語言、飲食各方面的差異，Reyna認為她變得更成熟，對事物的想法也更開放了。關於在台生活，Reyna表示對於台灣的「安全性」、便利的「公共設施」與台灣人的「友善」印象特別深，常常有人以英語跟她交談，並會問她：「Are you from America？」Reyna總會肯定地回答：「Yes」不過Reyna並不曉得，大多數台灣人對「America」的認知僅止於美國。



除了「熱情」的台灣人，Reyna也提到大部份台灣人都很害羞，不大願意跟她說話，讓她有時有被孤立的感覺。至於在台不適應的地方，Reyna則指出對台灣多變潮濕的天氣感到相當困擾；至於飲食的部份，Reyna不是很適應台灣食物，她很想念宏都拉斯的美食，在台灣她相對比較喜歡的是「水餃」類的食物，而先生Carlos則對台灣的食物來者不拒。

總體來說，Reyna對台灣深有好感，未來她希望能繼續在台灣生活。

Eduardo，25歲， 巴拉圭人，大學生

Eduardo，小名Edu，和與他長得不像的弟弟Diego倆人都曾是巴拉圭奧林匹克數學競試的代表。三年前來台時，原本將從巴拉圭首都一流學府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on升大四的他，與小他兩歲的弟弟因獎學金的贊助，毅然決然來台灣就讀。於師大語言中心學了一年的中文，再申請大學，目前就讀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但Edu最想鑽研的是天文學。

Edu來台之前，雖然對台灣實際狀況並不瞭解，但他表示在地圖上他知道台灣在哪，而且他還知道蔣介石，因為在Asuncion市有一家「蔣介石小學」。回憶當時來台的經驗，Edu表示第一天來台時由於坐了很久的飛機才抵達，累得見到床便一股腦地躺下，才發現怎麼台灣的床是硬的；其次，與巴拉圭較寬敞的居住環境，Edu一度不能適應台北狹窄的居住空間。不過，就「安全性」而言，Edu認為台灣實在是太安全了，晚上出門都不用擔心被搶劫。

關於在台各方面的適應性與感受，Edu表示大部分台灣人都很友善，只是在餐廳吃飯時，常常有人會一直盯著他看，讓他覺得挺尷尬。另外令Edu感到不悅的，雖然他的母語是西班牙語，但常常很多人跟他講英文。在飲食方面，如同很多巴拉圭人一樣，Edu無法吃辣的東西，他最喜歡的台灣食物是水餃，尤其是鮪魚水餃。Edu喜愛台灣的山水，常和弟弟到處趴趴走。目前Edu專心於學業，對未來希望還能唸與天文相關的研究所。

Juan，37歲，玻利維亞人，音樂表演人

來台十一年的Juan，目前定居台南，與台灣太太結婚八個多月，目前從事音樂表演工作。Juan在16歲時即到歐洲各國從事表演工作，1997年來台至今，曾住過高雄、台北和台南，相對於大城市的繁華喧囂，還有北部的多雨天氣，他更喜歡南部小城小鎮的寧靜自然。

來自玻利維亞的他，與大多數玻利維亞人一樣，有著原住民血統。在台灣他未感受到針對他個人的歧視問題，但他表示台灣的外勞則有明顯受到歧視，因為膚色的關係，常有人劈頭就問他：「你是泰國人嗎？」「你是印尼人嗎？」「你是菲律賓人嗎？」就是始終沒有人會一開始就問他：「你是哪一國人？」

曾在台南成功大學學中文和藝術的Juan，對語言和藝術有相當興趣，由於來台之前長期待在歐洲，Juan也學會義大利語、英文和匈牙利語，並預計明年要繼續攻讀研究所。對於台灣，Juan早已把這裡當作是家了！他最喜歡的台灣小吃是「臭豆腐」，但對任何甜食則完全無法接受。比較玻利維亞與台灣的飲食，Juan訝異台灣人有吃魚內臟的習慣。已經四年沒回玻利維亞的他，預定今年耶誕節時返國，除一解思鄉情，還要大餤思念的家鄉味。

工人的最後工廠─專訪《薩爾瓦多日記》導演賀照緹

拉美人跨過半個地球來台的經驗，是顯少被知道的；而台灣人跨界到他國居住的經驗，除充斥市面的留、遊學書籍及網路部落格，在國際互助或產業間流動的描繪是亦很少被提起的，唯王小棣導演2005年的電視劇《45 ℃天空下》遠赴非洲布吉納法索拍攝台灣替代役男及農耕隊為地球上另一個角落而努力的故事。紀錄片導演賀照緹的《薩爾瓦多日記》則是拍攝台灣資產階級在拉丁美洲的遺緒，與一段超越資本的跨國友誼，雖然是一個「缺憾」的紀實故事，但也呈現出生命必須不斷對抗的軔性。

2003年全世界唯一一家由工人組成的工廠─Just Garments，在台灣「台南紡織」結束營業後，透過工人爭取存留下來，為由工人自己經營的工廠。當紡織機器送抵工廠時，所有的員工手舞足蹈，度過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刻之一。然而好景不常，2007年四月，紀錄片導演賀照緹與長期關心Just Garments的 陳信行教授一行人，還來不及拍到Just Garments紡織廠裡的工作情形，廠房因付不出租金而被冷冷的「中國製造」大鎖綑綁，再次見證全球化下資本主義冷血的一面。《薩爾瓦多日記》的拍攝計畫也從對抗全球化唯一的希望見證轉成無可避免的心碎。導演賀照緹表示，《薩爾瓦多日記》其實是「穿在中途島」系列的六部作品之一，這個系列是由公視監製，以T- shirt、鞋子、牛仔褲、內衣、洋裝，及設計師共六個與「穿著」相關的主題，探討全球化下加工廠的變遷，台灣在這個脈絡裡的位置。《薩爾瓦多日記》是其中屬於T-shirt的一部。

面臨工廠被關，治安不佳，「工會」一詞是禁忌的情況，賀照緹一行人在前游擊隊員的保護下一一拜訪這些紡織工會幹部的家，窘困的生活環境與失業的心情全在鏡頭前崩解。與Just Garments有過革命情感的陳信行教授，心情亦隨之盪到谷底。本紀錄片不僅僅呈現一群薩爾瓦多工人夢想的幻滅，也寫出平民百姓之間的跨國友誼。賀照緹表示當時曾請工會會長Gilberto從與陳信行所通的七百四十八封信中挑出一二十封比較重要的，Gilberto的太太得知後，不禁開玩笑地表示Gilberto寫給她的情書都沒那麼多！

《薩爾瓦多日記》以陳信行教授與Gilberto的書信勾勒出敘述線，並以緩慢的節奏處理這個沉重的議題，充份表現出同理心與工人當下的情感。影片末，在送別陳信行回台灣的聚會上，吉他手唱著：「Ya no vivo, pero voy en lo que andaba sonando y otros que siguen peleando haran nacer nuevas rosas en el nombre de esas cosas. （我雖已逝去，但我仍將走去，走在這些舊日的夢想裡，而這些仍繼續奮戰的人們，將以這些事物之名讓美麗的玫瑰盛開。)」 正是薩爾瓦多80年代內戰的歌曲La Milonga del Fusilado。歷經內戰的苦痛後，薩爾瓦多現在面臨的是全球化下的經濟挑戰。

談及拍攝過程點滴，賀照緹表示，他們當初一行人是住在由香港戰地記者張翠容推薦，同時也是Gilberto力薦的民宿，是由曾擔任過游擊隊員的詩人開的民宿，他們因此對外在的動盪感到安心許多。她同時也提到在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的消費竟與美國舊金山差不多，但紡織工人所賺的基本工資每月約150美金，可見其貧富差距極大。

與蟑螂、黑道、手風琴樂手混過的賀照緹，曾拍出《炸神明，2006》、《蟑螂X檔案，2005》、《手風琴在路上，2003》等追根究底的紀錄片。在成為紀錄片工作者之前，她曾任公視記者多年，在被紀錄片的影像和聲音吸引後，她表示已經很難再抽手作純粹的文字工作者。至於拍紀錄片的動力是什麼？賀照緹表示這個動力一直在變，但是唯一不變的，就是她對於人或動物的好奇心。對周遭的人事物，她經常會在心中興起探索的意念。尤其是那些邊緣存在的狀態更能引起她的興趣。也許是這樣的個性使然，賀照緹認真思考我問的每個問題，在拍攝紀錄片時也喜歡跨越界限提問，讓她的外籍友人忍不住開玩笑警告：「Chao-Ti， don't ask dangerous questions!」紀錄片工作者所背負的除「紀錄」本身外，追根究抵的提問往往也是呈現事件面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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